在中国近代文学的长河中，周树人和周作人这两兄弟堪称文坛传奇。周树人永利配资，作为鲁迅，几乎是现代中国文学的代名词，影响了无数后来人。而周作人，则是一个鲜明对比的角色，在文学上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，同时他的晚年也充满了争议与非议。
新文化运动期间，周氏兄弟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，两人都是当时文坛的核心人物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段亲密的兄弟情谊却因种种原因走到了尽头，最终形同陌路。鲁迅成为了中国文学的永恒象征，而周作人却背离了这一轨迹，成为了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，甚至与日本合作，成了伪职汉奸。
尽管周作人的个人行为引来了不少的争议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无法撼动的。即便他的一些选择饱受诟病，他的散文、小品依旧被认为是文学的珍品，甚至他在民俗学、童话和神话领域的研究，也远超鲁迅。尤其在五四运动之后，周作人的文学主张和思想与鲁迅等人并肩而立，成为了革命文学的领军人物。
展开剩余75%周作人不仅仅是一个作家，很多人认为他更像是一个思想家。在陈独秀创建《新青年》后，周作人作为翻译家频繁出现在这本刊物中，他主张翻译外文作品时要保留原作的风格和语言特色，提出“逐字逐句”的翻译方式。这种方式虽然在当时鲜有人效仿永利配资，但却为中国的翻译学界开创了新局面，也解决了中国语言词汇的匮乏问题。
然而，周作人对外来文化的崇拜也为他后来的转变埋下了伏笔。尤其是他对日本文化的推崇，逐渐让他走向了一个极端，这为他后来的汉奸身份铺路。周作人与鲁迅的关系，曾是文学界的佳话，但两人最终的裂痕，却并非单纯的思想分歧。事实上，周作人与鲁迅的矛盾，背后有着一位女人的影子——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。
1919年，周家全家从绍兴搬到了北平，周作人带着妻子羽太信子和四个孩子一同前来。兄弟二人用多年的积蓄和卖掉老宅的资金，在北平购买了一处四合院。这座价值4000银元的四合院当时几乎消耗了他们七个月的收入，足见其豪华程度。蔡元培曾访问过此宅，称其为“足够豪华”。装修时，鲁迅考虑到羽太信子是日本人，特地自掏腰包，给几个房间进行了日本风格的设计。兄弟二人也曾立下誓言，收入永不分离。
然而，这种共同生活的理想很快被打破。羽太信子的高消费习惯让鲁迅的收入难以支撑，且她并不希望鲁迅和周作人住在同一屋檐下。周作人对妻子言听计从，最终周建人最早被赶走，鲁迅也被明确禁止进入院子。对此，周作人并未有所反抗，而是选择了沉默。他害怕妻子，甚至曾因为一场争吵后，看到妻子装作死样，他也只得无奈接受。
随着家庭矛盾的升级，鲁迅最终搬出了这个家，还带走了母亲。两兄弟的关系因此破裂，周母曾讽刺道：“八道湾现在只有一个中国人了。”这句无情的话，标志着两人关系的彻底决裂。
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梁实秋等人曾劝说周作人南下避难，但他拒绝了。他认为战争不会爆发，且他还要照顾年迈的母亲。然而，不久后，周作人竟然成为了汉奸，积极参与日本人主办的座谈会，甚至担任了伪职北大图书馆馆长，后来成为了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，主导了“奴化教育”的推行。
战后，周作人被国民政府逮捕并判刑十年。然而，1949年随着时局变化，胡适出面为他保释。胡适劝他前往台湾或香港，但周作人却称自己已不像往昔那般，不再愿意流亡海外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周作人依靠写作维生，他曾写过一些“鲁迅在东京”的文章，这些文章反而成为他最赚钱的作品。
兄弟二人的关系一旦破裂，周作人再也没有提起鲁迅。然而，命运的讽刺是，在他晚年，正是鲁迅的作品让他勉强维持生计。尽管他获得了不少稿费，但因为羽太信子不擅理财，周作人常常陷入财务困境。最终，周作人死于贫困，且无人送终。他的命运，不禁让人感叹：曾经的文坛英才，最终却沦为悲剧的象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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